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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金融资讯丨芮明杰:财税政策新解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EDP
文/芮明杰
本文作者芮明杰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管理学院产业经济学系教授、系主任。
美国上世纪七十年代,经济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状态,叫做滞胀:一方面经济在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又停滞增长。这是很奇怪的一个状态,在七十年代以前,要么是通货膨胀,要么是经济衰退,这样轮换交替,叫做经济周期的变化。但在通胀和经济停滞并存的状态下,传统的政府刺激需求的凯恩斯主义不再有效,因为一扩大需求,经济可能增长了,但是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赤字扩张会使得通货膨胀更加厉害。
【凯恩斯主义】传统的解决经济危机的做法。即通过预算赤字、财政赤字的方式,甚至是宽松的货币政策这样一些方式,来刺激,尤其是刺激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来扩大这方面的需求,进而慢慢地带动整个需求的增长,从而使供给和需求达到一种均衡。
在这样一个条件下,当时的里根政府以及一些经济学家开始寻找是不是有一种新的经济理论和方法,来对付所谓滞胀这样一种现象。
经过研究与讨论,美国政府当时提出了所谓的主要通过减税、减少政府支出的方法来解决经济停滞增长的方式。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经济不太景气的时候,私人资本是不愿意投资的,因为私人资本看不见未来的收益究竟在哪里。通过减税使得经济的主体有更多的资本可以用于投资与消费,所以经济就可能开始恢复,所以里根政府主要采取的措施是减免税收,和紧缩财政开支的方式,来促进经济的发展。那个时候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这就是非常有名的里根经济学。里根经济学背后有一派经济学家,后来就被称之为供给学派的经济学家。
今天的中国,也同样面临着通货膨胀和经济衰落的问题,而我们现在提供给侧的改革,在我看来与里根那个时候的经济政策是不一样的。
首先要来判断为什么我们要进行供给侧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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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改革改什么?
2015年,我国国民经济增长速度持续放缓,全年国民生产总值同比增长速度下滑至6.9%,为25年来最低。产业是宏观经济的中观构成,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有十分密切的联系:产业发展实为经济发展的核心,产业体系实为供给体系,产能过剩实为供给过剩。产业体系出了问题,也就是供给的问题。实际上,中国经济存在双重过剩的问题,一个是总量过剩,第二个就是结构过剩。
在现有三次产业结构中,发展均存在一定问题。主要表现在产业供需矛盾突出,供给过剩与供给不足同时存在。供给过剩主要体现在传统工业行业,包括煤炭、汽车、钢铁、水泥、纺织、电解铝等行业。供给不足则表现在新兴服务业方面,尤其是旅游服务业和医疗服务业。而新兴产业结构性问题突出,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不足以支撑国民经济的发展。互联网主导的产业融合替代效应明显,经济带动效应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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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松的货币政策?——NO!
那么,是不是就是因为经济的衰落导致了过剩呢?如果是,采取财政和货币政策双宽松的方法,刺激需求,这个过剩状况就可以缓解掉了。但是这两年实施下来发现它的效果并不是很好——产能过剩还是很严重,GDP的增长还是逐年下降。为什么?
因为货币和财政宽松,是希望在一些公共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增长,进而带动私人需求的增长,从而整个经济就好转了。但是我们现在一旦量化宽松以后,货币它不投资那些公共基础设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资需求,实际上已经到了一个相对成熟乃至于下降的通道了。我们的公共基础设施已经建得差不多了,如果再建的话,当然有改善的空间,但是它的使用效率可能性大大下降了。从资本的逐利性来看的话,那些拿到了资本的人当然不愿意去投资这个,而去投资更有获利的,比如说金融方面去了。
也就是说,我们原本希望货币能够落到实体经济里面去,使得供求的状态进一步均衡化。但是仔细发现的话,很多的货币并没有流到实体经济去,而是借实体经济的名最终转了一个弯,又到虚拟经济去了。所以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就看到了各种金融泡沫的产生,包括房地产的泡沫、资产的泡沫。
我认为,我国供给的过剩——总量过剩和结构过剩,一方面有全球经济衰退、市场萎缩的一个因素在里面,还有一个因素是我们的产业的发展,基础设施的增长,已经到了一个从快速增长转向为持续平稳增长这样一个阶段,由此也导致了需求的下降。那么调整现有的供给的结构,和现有供给的量,就不能再依赖于所谓的简单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刺激,来增长它的需求,来改善它的状态,而相反切切实实要在它的供给的结构,也就是它的生产体系,它的产品结构上真正地下决心做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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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税?——NO!
那么,减税的方法有用吗?
我们现在很多人在强调供给侧改革强调要减税,为什么呢,因为减税可以增加经济实体的自由支配资源的能力,那么它有可能,注意我讲的是有可能去投资。但是如果没有市场机会的话,它也可能不一定投到实体经济,相反投到房地产里面去,因为房地产回报高。
前段时间国家采取了更多的放宽房地产购买的政策:财政部2月19日发布通知,对个人购买家庭一套房和二套房降低契税,购买2年及2年以上的住房对外销售的,免征营业税。北上广深只享受一套房契税优惠和营业税优惠。一时间,“房产交易中心被挤爆”的新闻不绝于耳。
实际上,这种减税政策某种意义上是给消费者加了杠杆,其目的当然是要去库存,增加购买量。北上广深一线城市有刚性需求,因为这些城市的新增人口是在不断增加的,需求会不断增加,必然就带动房价的上升。加上政策利好,投资者都跑到房产里去了。价格增长的幅度上升得这么快,我觉得这里面已经有泡沫的成分,有人为推动的成分。
反观三四线城市,怎么才能去库存?是低价能够去库存,还是涨价能够去库存呢?是不加杠杆能够去库存呢,还是加了杠杆能够去库存呢?是让它成为你一个简单的住宅品,还是投资品能够去库存呢?显而易见让它变成投资品更容易去库存。因为人们在买房的时候,如果带有了这种房价上升的吸引,它可能更愿意去买,这就是买涨不买跌。
所以,这种减税的财政政策,是不是一定对经济的发展有好处?我非常担心。我担心的是新一轮的泡沫又会吹起来,如果房产的价格不停地膨胀的话,对我们的实体经济,对我们所谓“新常态”下经济的发展,是不利的。
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又要做这个事呢,因为从短期来看,库存太大了,全国的库存积压太大了。而库存积压又转化为银行的信贷,所以库存不去,信贷就变成了坏账,整个经济体系就有问题。所以去库存成为现在必要的一个措施。也随之而来一个负面的作用:容易把房价变得畸形,所以泡沫起来,反过来又不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在我看来,房地产的市场,现在是一个两难的选择。
在这样一个条件下,我们现在提减税,一定要有一个前提——降低那些有市场前景、围绕着未来新型实体经济成长的那些经济主体的税负,让它在所在的产业领域当中,有更多的资本实力去自我发展,提高技术、提升产品。相反那些应该淘汰的,为什么要降低它的税负呢?降低它的税负,它反而获得了一个缓刑期。所以我觉得我们在税收的政策上面,我们要采取所谓的分类调整的状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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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面新一轮产业革命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原来我们的那种金融和财政双松的政策,实际上效果是有问题的。我们的货币政策,不能说不对,我不反对,供给侧改革当中也需要货币政策的支持,但这种货币政策不能笼统的一刀切。
中国的供给侧改革,还同时面临着另外一重含义:我们恰恰又遇到了全球新经济下的产业革命,叫做新技术的革命,其代表就是智能制造和互联网、工业互联网和大数据这样的发展变化。
因此我们在供给侧改革的时候,不是简单地把现有的产业体系当中低端的产品淘汰掉一点,高端的产品发展一点就可以了;而是我们现有的整个实体经济的体系,必须跟上全球发展的要求、全球技术和发达国家未来的趋势的转变。我们的供给侧改革还要酝酿着跟上新一轮产业革命和技术进步,我们要培育所谓的新型实体经济和培育出新的动力机制出来,这是是我们今天与美国七十年代不一样的地方。这是我们理解供给侧改革非常关键的一个方面。
我认为相应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是非常重要的。它应该支持新型的实体经济的发展,支持新动力的培育。而对那些传统过剩的,你不能再用宽松的货币去挽救它,或者说是刺激它,这个不行的。所以,我强调的我们供给侧的改革,所需要的货币政策,是精准的、分类的、相应的货币政策,该松的方面要松,某些新兴的产业要松一些,而传统产业要紧一些,这样才能达到结构性变化调整的作用,否则的话,是没有作用的。当然还有一个政策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产业政策,我们需要想明白怎么来引导、培育和发展未来新型的实体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