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瓴资本创始人张磊的中国投资哲学|复旦大学EMBA

提到张磊，可能很多人并不熟悉，但他掌舵的高瓴资本在投资圈赫赫有名，现已成为亚洲地区资产管理规模最大的投资基金之一。他所投资过的企业更是家喻户晓，包括京东、滴滴、摩拜、中通快递、去哪儿、蔚来汽车、爱奇艺等。在胡润百富榜上，张磊因拥有170亿元的财富位居第179名。

曾经在耶鲁大学从事捐赠基金管理工作的张磊，接受了沃伦·巴菲特、大卫·斯文森的指点，并将西方投资理念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总结出一套独有的投资理念。

张磊坚持“守正用奇”、“君子和而不同”、“弱水三千，只取一瓢”，在京东连续亏损之时成为京东的首批投资者，坚持长期投资、价值投资、重仓中国、重仓人才、重仓未来。他认为只要如此，“很多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事”，“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以下为原上海第一财经传媒有限公司CEO周健工对张磊的访谈节选，摘录自《改变世界（三）——中国杰出企业家管理思想精粹》一书，该书由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复旦大学东方管理研究院院长、复旦大学EMBA授课教授苏勇主编，企业管理出版社2018年6月出版。

高瓴资本创始人

张磊的投资哲学

来自中国哲学中的投资智慧

周健工：这些年，我们看到不管是在海外，还是在国内上市的一些具有创新精神的大公司，还是一些高速成长的行业龙头，背后都有支持他们的高瓴资本。很多人都非常好奇，高瓴资本是如何形成这样一种投资理念和风格的？

张磊：我们的投资理念和模式确实是和耶鲁基金的管理模式一脉相承的。比如强调长期投资，关注价值投资，不做一个短期交易的行为。

什么叫投资？从根本上讲，投资就是资源如何进行再分配。资源可以是资本、人力、时间等，也可以是国家和社会。好的投资是能够为社会提供润滑剂或者杠杆，助其创新，实现腾飞。真正好的投资是把资源分配到最能给社会创造价值的地方。

我觉得投资策略的背后其实是投资哲学，而且很多是来自中国，例如老子的“守正用奇，以奇用兵”。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不要能赚钱就跑过去，你要正。奇就是跟别人不一样，你不能看到大家都在追这个风口，你也去追这个风口。

再比如“君子和而不同”，还有“弱水三千，只取一瓢”等，这些都是儒、释、道精神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让你能够在如此纷繁复杂和多变的过程中，抓住你自己的一“瓢”。当然，随着个人能力的增加，视野扩大，“瓢”可以越做越大。

中国跟西方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之处，就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所提到的“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桃树、李树都不会说话，下面走的人多了，就有了一条小路。这说明你不要在乎短期创造的社会名誉或者价值，不要在乎多少人知道你，关键要问你自己有没有创造价值。桃树、李树长出果子，为社会创造了价值，就会有人找到它的。

中国哲学博大精深，能够给予心灵一片宁静。在中国现代高速变化的社会中，保持心灵宁静，知道自己做什么，不做什么，这很难，但这是所谓的势道术中的势和道，而做VC、PE，是术的层面。

按照我们的理解，好的企业在术这个层面上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更重要的是你背后用一种什么样的精神来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做长期投资、价值投资，不断地去创造价值，这也是你的护城河。至于如何盈利？利润从何而来？市场价值如何被体现？这些都不用太担心。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最后都会自己出来的。

重仓中国是重仓未来重仓创新

周健工：大卫·斯文森关于证券领域的组合理论是非常有建树的，他跟巴菲特之间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

张磊：我觉得，巴菲特是具体选股的高手。斯文森则是资产配置的高手，更适合做机构投资。

在大的机构中，不可能每一个人都变成选股高手，而是需要跟投资合伙人一起思考，如何将受益人的利益最大化，如何整合好资产？

真正的收益中有70%首先来自于资产配置，20%来自具体的选股或者项目，10%来自于择时，也就是选时间。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你投资美国，2000年以后你投资中国，紧跟这个大浪潮就对了。

周健工：到目前为止，高瓴的回报已经超过了耶鲁大学的投资基金，是不是因为你们在过去的十几年间很坚定地重仓了中国呢？

张磊：对，我觉得这就是大的资产配置。所谓的重仓中国，就是重仓未来。什么叫未来，就是创新。为什么重仓中国？因为中国是世界的未来。

我们立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期，形成了国家发展的共识，大家一起来发展经济，创造社会价值。在这个巨大的价值创造的过程中，我们作为投资者，实际上是参与者。在这样的国家里，才会有最大的机会。我想，二战以后的美国和二十一世纪的中国，都是代表了这个大的方向。

周健工：你们的价值投资有一个非常核心的理念，就是打造它的护城河，或是在某个领域内形成垄断，在面对这么多不同成长阶段、不同规模的公司，你们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打造这个护城河？

张磊：很多人首先会僵化护城河的概念，以为就是要做成垄断。实际上，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好的收益模式。

我经常开玩笑说，要做就做大，做大了以后，就想做成永恒，永恒不就垄断了嘛？但是，我又加了一句，早死早超生。什么叫早死早超生？就是要颠覆自己，不断创新，否则这种垄断对社会资源来说就是一个浪费。

我对护城河的理解实际上是种动态的变化。护城河的核心，我认为就是一句话，也就是能不能不断地疯狂地创造出长期价值。只有不断地疯狂地创造长期价值，用动态的理念去理解，你才有机会不断地把自己的企业和社会的进步结合起来，企业也才能做大。

如何才能选到好公司？

周健工：我想很多人都可能看到了这个大趋势，那么，为什么高瓴可以抓住？比如说，中国出现了电商，你为什么选了京东，而没有选阿里，你们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是如何操作的？

张磊：我觉得就是共赢策略。我觉得中国既产生了腾讯、阿里、百度这样伟大的互联网公司，也不断地会创新出新的像京东、美团、滴滴、摩拜等互联网公司，以及我们投的百济神州，一家世界一流的通过免疫疗法来治疗癌症的科技公司，我觉得创新是在各个领域发展的。中国的创新是一波接着一波的，推动整个社会的创新向前走。

我们怎么选到好的公司呢？

首先你要有一个长期价值投资的心态，要做深刻的基本面的研究，研究后你才能有信心，才能根据你的研究去做好方向、方法的战略部署，形成自己的一套理念和理论体系框架，并在选择公司的过程中不断地加以完善。从失败当中寻找原因，再继续往前走。

此外一点，也是我个人的一个信念，我们将在科技投资所体现出来的能力也好，经验也罢，应用去投资帮助一些更好的传统企业，我觉得这种有利于科技驱动的产业升级也是非常好的投资。

周健工：你说过高瓴在投资公司的时候，特别看重这个公司的创新者和企业家团队，那你是怎么去识别这些人？

张磊：我觉得做企业家有很重要的几点：

第一，企业家要非常具有学习精神，而且能够打造成学习型组织，不是说觉得我就是专家了，什么都懂了。

第二，企业家的特点是他能够有强大的聚人能力。聚人方式有很多种，有人说用钱来聚人，但还不够，还要有很好的理念和文化。

第三，企业家要具有充分的自我认知，能看到自己适合什么，不是每一项事业都适合每一个企业家去做。比如说，马云去做马化腾的工程师，天天盯着微信的产品，或者让马化腾去做马云的全球销售，都不是特别合适。不管是创业者、团队，还是组织，都要找到合适的事情，就是所谓的天时、地利、人和都要行。

用科技驱动产业升级是中国的未来

周健工：最近高瓴一个很大的项目是百丽鞋业的私有化，斯文森会做这样的投资吗？

张磊：我相信如果给他好的机会，他也会考虑的。中国和美国不同，美国方方面面都已经比较成熟了，但是增长也慢了。而中国的科技在不断创新，不断变化。怎么利用高新技术帮助传统企业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周健工：其实，你们不仅是投资了，还深入到企业的管理、经营和运营层面。

张磊：首先，我觉得很多传统企业有许多优秀的基因，他们能走到今天，一定有很多做得对的地方。以百丽为例，它有一个非常优秀的管理层队伍，这也是他们能做到中国前十大女鞋品牌里有六个是百丽的品牌的原因。

这么好的公司遇到了什么挑战呢？就是在科技时代和互联网时代，怎样更好地和消费者进行沟通，更快地把消费者的意见反应到产品和供应链上，来更好地提升我们的优势。

我们只不过是用高科技的方式，更快速地把消费者需求传输到工厂，更快地把产品反馈上来，更快地到店面，更快地让店面的店员更好地和消费者进行沟通，这种连接我相信是能够帮得上忙的。

周健工：这是你们超长期投资和看好中国整个消费未来的比较独特的一个实践和尝试吗？

张磊：从某种角度上说，我觉得也是责任。我觉得科技驱动产业升级是中国的未来，否则中国只是变成几家几个，这对大的生态不见得好。

“IFC”来自中国的创新商业模式

周健工：我想问一下，你们在中国取得了这样的成功，这种方法和理念在世界其他地方也有效么？

张磊：我认为非常有效。目前，就创新而言，十几年前的中国商业模式上创新本质上都是C2C，把模式拷贝在中国，今天的创新已经越来越多的被我称为“IFC”，即从中国来的创新，这比美国的创新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更加有效。因为美国是一个富足和相对发达的社会，而中国的很多创新都是从免费模式、廉价模式发展起来的，对印度、印尼、拉美等国家和地区更有关联性，商业模式也更加好用。

我们在中国投资了美团，在韩国也投资了韩版的美团，美团越做越大，做当地服务的都说是韩国的美团、印尼的美团。那就是说，中国的创新已经在引领世界了。再看微信和阿里巴巴的创新，可以说在全球都是领先的。

周健工：IFC是你们未来在全球各地投资的一条主线吗？

张磊：对，IFC这条主线可能会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一带一路”国家来说，更有关联作用。因为他们和中国的国情，尤其是十年前的中国国情是比较相近的。

周健工：但是一带一路上很多国家的局势不是特别稳定，风险也较高，你们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张磊：我觉得还是要用一种长期的和大历史的眼光来看。就像当年的美国政府实施马歇尔计划的时候，欧洲、日本局势也都不稳定，但也都慢慢发展起来了。作为一个大国，中国一定可以提高我们的产能输送，提升我们的影响力，帮助到更多地域的人民。

教育是永远不需要退出的投资

周健工：您参与了西湖高等研究院的创办工作，同时在耶鲁，在你的母校中国人民大学也在做一些捐赠，你为什么这么重视教育？

张磊：对，我觉得教育从根本上来讲是国家进步的驱动力，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来自人才。

教育，我认为是一个投资，而且是永远不需要退出的投资。

在中国，我觉得教育是有很大机会的，大家对好的知识非常饥渴的，愿意去学习。我们能做些什么？我觉得是把创新型思维的方式融入进教育，帮助年轻人开阔视野，培养复合型人才。

周健工：为什么采取高等研究院这种形式？

张磊：你可以从本科做起，但是时间和精力肯定顾不过来。就先用高等教育研究院这种形式把最好的人才聚集在一起，能够从前沿上有所突破，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切入模式；中国的高等教育有一点象牙塔的味道，还是在比较封闭的自我的小圈子里面。希望能用这种模式，既能强调基础研究，又能有前瞻性，对标世界上最先进的研究。

周健工：不论你受大卫·斯文森投资哲学的影响，还是说在中国的投资实践，其实是看好了中国成长的大周期，然后去重仓中国未来的新经济？

张磊：对，是这样的。而且我觉得，新经济的定义既包括科技创新，也包括科技创新所引领的产业升级。新经济不仅是互联网，从广义上来说，新经济还可以包括生物制药和各式科技创新。同时，科技创新带来驱动传统产业的升级，我觉得这些都是新经济。

周健工：在你的战略里，你看到未来中国的新经济是什么样子的？

张磊：我觉得，中国未来新经济是能够不断地创新驱动，而且是能够不断地成长出更多的科技和相关人才，推动整个产业变革和升级的经济。同时，在这个过程中，能不断地增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最终一定是走向全球国际舞台的。所以说，新经济的核心是科技驱动人才和国际舞台，不能只是中国。